“过江之鲫”原指东晋时期北方士族纷纷南渡的景象，后多用以比喻追随潮流、数量众多的人或事物，若与生肖关联，此成语本身并不直接对应某一特定生肖，但其意象可与“鱼”相联系，而十二生肖中虽无鱼类，民间常将“鱼”视为富裕、繁衍的象征，与“鲤鱼跃龙门”等传说相系，隐含有“龙”（辰）的转化意象，若从“随众而行”的特性引申，亦可能关联羊（未）的群聚习性，然严格而论，此语重在喻事而非指代生肖，需结合具体文化语境灵活理解。
这典故，是有温度的，仿佛看得见建康城外码头的晨雾，听得见混杂着各地方言的喧嚷，嗅得到江风里那一丝咸涩的水汽与未干的墨香，那些南渡的衣冠，那些失却了故园宅邸、藏书旧稿的文人，他们的行囊或许轻简，心头却压着北方的千里山河，他们不是逐利的商贾，不是征战的兵卒，他们是文化血脉的承载者，在这被迫的“过江”中，完成了一次文明重心的悲壮南迁，这般景象，以“鲫”作喻，实在是妙绝——非言其微贱，而状其数目之夥，行列之密，在历史转折的激流中,那身不由己却又绵绵不绝的态势。
既如此，这“过江之鲫”，若要附会于十二生肖之一，又当属何者呢？这便是一个颇可玩味的猜想了。
或有人首推“羊”，古人云：“谁谓尔无羊？三百维群。”羊性最喜集群，浩浩荡荡，漫山遍野，颇有“过江”之阵势，且羊群之中，惯有头羊引领，余者紧随，这与南渡士族往往由名门望族、清谈领袖带领的情形，亦有几分神似。“羊”的意象，终究过于温顺与恬静，少了几分“过江”背后的惊惶、决绝与历史沉重感，那江流的湍急，仿佛并未在“羊”的步履中体现出来。
又有人或疑是“马”，骏马奔驰，万马齐喑，亦是磅礴之景，马群过河，气势如虹，似乎更能匹配某种宏大的叙事，但马终究是征战、开拓的象征，带着主动的冲击力，而“过江之鲫”的典故内核，却是被动地迁徙，是退守，是文明在刀兵之下的保存与流转，马嘶鸣于旷野，是进击的号角；而鲫鲤潜游于江水，是默然的承纳，二者的精神气质,殊为不同。
再思之，我倒以为，“猴”之一肖，或能得此中三昧，且更添一层灵动与机变的深意，试想山野之间，群猴渡涧，是何等场面？老猴矫健先行，幼崽紧抱母腹，众猴腾跃牵引，呼朋引伴，叫声连天，它们并非列着整齐队伍，而是看似纷乱，实则自有章法秩序地越过险阻，这景象，比温顺的羊群多了机警与敏捷,比雄浑的马群多了互助与巧劲。
这不正暗合了南渡时的众生相么？名士们固然有风雅与玄谈，但在生死存亡的迁徙路上，更需要的是生存的智慧、彼此的照应与随机应变的机巧，王导的“戮力王室，克复神州”是凝聚人心的口号，而具体到每一个家族、每一个人的南渡，其间筹划路线、规避风险、安顿家小、维持生计，哪一样不是费尽心机的“猴智”？那“过江”的群体，表面看是“鲫”一般密集，内里却奔腾着“猴”一样灵活求存的血脉，文明的种子，并非仅靠悲情与风骨便能存续，更要靠这如猴群渡涧般的、扎根于现实的、坚韧的生存能力。
由此观之，“过江之鲫”所隐喻的，是那浩荡的、被时势驱驰的群体表象；而若深究其能在惊涛中存续、并于新土生根的精神内核，则“猴”之生肖，以其聪慧、机变、善群居、能越险的诸般特质，似乎更能揭橥那历史帷幕下鲜活的生命力，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谜底，却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视角：当我们感喟于历史长河中那如鲫过江的宏大叙事时，亦不该忘却，那构成这宏大叙事的每一个生命个体，是如何以其微末而坚韧的“猴性”，在激流中抓住了属于自己的一根藤蔓，从而让整个文明的血脉，得以险渡关山,不绝如缕。
所谓生肖，本就是先民对世间生灵性情与命运的凝练概括，以“猴”解“过江之鲫”，或可谓于文化的鳞隙间,窥见了一点生存的真相罢。
